田飞龙:融合发展 “一国两制”的观念革命

来源: 紫荆网  作者: 田飞龙
田飞龙:融合发展 “一国两制”的观念革命

[导读]香港正在经历历史性的政治社会转型,由严格西方化的“公民社会”转向“爱国者治港”条件下的“爱国社会”。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误解、批判与抵制曾经长期成为香港民主运动的不竭动力,也是香港各式势力和精英人物“勾结”外部势力的道德理由。

田飞龙。

田飞龙。

文/田飞龙

香港正在经历历史性的政治社会转型,由严格西方化的“公民社会”转向“爱国者治港”条件下的“爱国社会”。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误解、批判与抵制曾经长期成为香港民主运动的不竭动力,也是香港各式势力和精英人物“勾结”外部势力的道德理由。他们认为,只要反抗的是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威权而专制的“中国”,任何无底线之言论和行为都可正当化。他们自认为是“民主世界”的一部分,并以颠覆性的政治迷思面对中国的体制和权力。

这种社会性的迷思,导致香港人始终未能建立一种真正切合“一国两制”的民主观念和政治伦理。而香港国安法与新选举法,要清理的正是这些民主势力及其思潮中的“颠覆性”成分,要重建的则是真正切合“一国两制”的香港新民主秩序。而“北部都会区”作为新香港最大的概念股,正是新民主秩序确立后香港融合发展的最佳战略框架和制度通道。         

一梦难醒:“自治边疆”的迷思

1997香港回归,在民族主义的宏大庆典与喜气氛围下,香港社会却内蕴着一种警惕和默契的“自治边疆”意识,即将回归后的香港理解和试图建构为与中国大陆分别开来的高度自治甚至完全自治的体系。香港社会的这种潜意识来自于三个方面:其一,对“两制”之别的意识形态理解和制度认同上的巨大鸿沟,客观上造成无法沟通的心理分别,香港社会有显著的文明和现代化意义上的优越感,习惯于背靠西方“俯视”历史的“神州”;其二,港英政府通过长期殖民驯化尤其是“麦理浩十年”的怀柔治理,在香港社会人心与英国价值观认同之间打下了“殖民史观”的较强大社会基础;其三,香港历经“六七暴动”和麦理浩治理,逐步由“难民社会”转型为“本土化社会”,“土生土长香港人”、“我爱香港”、“香港是家园”等本土性观念及其文学、社会记忆和互助认同的本地传统开始沉淀落实,构成香港回归后走向“本土主义”的历史社会基础。           

这些社会潜意识还受到了“一国两制”政策话语中某些不严谨之说法的鼓励和放大,比如“井水不犯河水”就是只讲“两制”而忽略“一国”,在香港社会造成长期的误解和负面导向。即便在回归后较长时段内,中央权力及其发展规划也仍然战战兢兢,高度节制,闷声发财,并高捧香港,而忽视甚至错失有关制度建设与政策调整的良机。在那样的氛围中,“融合发展”不仅不可能被正式提出,更是一种政治观念的禁忌,“一国两制”被机械地理解为无条件维持香港的一切,不别良莠。            

僵化不可能持久,而变化是必然的。直到2014年治港白皮书系统梳理回归17年的“一国两制”实践得失并明确提出“全面管治权”法理概念,香港社会偏执化的本土观念才得到当头棒喝及艰难无比的精神转型。但这种脑筋急转弯式的观念革命,对香港社会的集体心理与历史观造成极大的冲击。2019年修例风波中青少年的黑暴迷狂,固然有本土教育误导和外部煽动的因素,但与香港社会一步步被整合入更为紧密的国家战略与体制范畴所带来的长久冲击波也是深有关联的。      

艰难回眸:回归以来的政治冲突史

理解香港社会潜伏的“自治边疆”意识,就能明白许多已经发生的冲突事件及其精神脉络:

其一,1999年的“居港权案”与司法的反动。香港终审法院试图以单方面的“违宪审查权”的自我主张和无节制扩展,为香港营构一种抗拒“人大释法”等在内的中央管治权的司法防线。象征意义上,这是香港司法精英对“一国”与“两制”模糊性权力边界的一次主动的且带有极大冒犯性的“火力侦查”。      

其二,2003年反对“23条立法”的政治大游行。这是香港本土反对派的一次政治“会操”,演练的就是香港“公民社会”如何整齐一致反对具有“国家权力”意味的任何管制性立法,而且在价值观上公然宣扬“国家安全”不被理解和认同,香港人的自由不能承受中国“国家安全”的义务和负担,不为国家利益让一分。      

其三,2010年前后,香港本土主义思潮兴起。由“香港本土论述组”相关跨界知识精英推出的本土主义年刊广泛研究香港社会如何自我组织化及形成强固的反国家精神基础。而陈云的“香港城邦论”确确实实代表了香港社会很多精英人士的内心想法,即香港要做一个严格西方化的“自由城邦”,未必直接宣布独立,但“自由城邦”代表文明高峰,野蛮的国家权力不能有任何染指。         

其四,2012年反国教运动。这一事件中,不仅“国民教育教材”被封杀,有关参与者受惩戒,更有黄之锋之类的“无知少年”在政治上快速冒起,引领香港青年本土主义的激进发展。而反对国民教育的深层含义在于,香港人拒绝成为中国“国民”,而必须坚持做“世界公民”,但后者不过是“殖民地臣民”在回归语境下的转义表述而已。不要“祖国”,继续“流浪”,被等价于“自由”。

其五,2018年香港反对“一地两检”,暴露出香港“自治边疆”意识的根深蒂固。“一地两检”是国家高铁时代香港融入发展甚至参与“一带一路”网络的基础条件,也是重要的民生工程,但香港反对派包括法律界竟然全力反对,百般阻挠。他们以基本法上无依据为由加以抵制,真实理由是惧怕香港“自治边疆”被打破,“自治空间”被国家权力强行“插入”,对代表国家执法权形象的“西九龙派出所”及其相关边检执法机构竟惊恐又仇视。该议题冲突最终借助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项决定的最高权威性而得到解决。

其六,2014非法占中和2019修例风波的叠加,是“公民抗命”滥用和异化的结果。香港的优良治理世界闻名,法治是其规范和秩序的基石。“公民抗命”被轻率地引入香港的普选运动,从根基处破坏了香港法治的基础性信仰和青年群体的守法伦理。并且,“公民抗命”在香港出现了严重的滥用和异化:一方面是转义成了“违法达义”,本来违法是迫不得已且和平、轻微的非常手段,在香港演变成大规模违法甚至犯罪的无节制“核弹”,且其神圣性被不成比例地放大;另一方面,香港之“公民抗命”缺乏这一范式内置的非暴力严格条件和认罪成义的美德条件,沦落为机会主义之徒进行超限社会动员、青年群体煽动甚至鼓吹暴力恐怖主义的“灵符”。港独的极限理想诱惑,以及“时代革命”的青年广场激情,终于在修例风波中引爆了香港全面“颜色革命”与颠覆暴乱的“政治惊雷”。物极必反,香港不得不转型。

北部都会区:融入发展的战略杠杆

在国家重塑香港民主秩序的条件下,“一国两制”迎来了下半场,香港政治从“普选迷思”和“港独迷思”结构性转向了贤能治理与融合发展。所谓融合发展,就是从“两制”差异中寻求可归入“一国”的共同基础、共同利益和共同制度连接,进而塑造有机统一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与真正的命运共同体架构。香港唯有放下“西化心魔”而从容于新时代“一国两制”融合发展,才有机会在民族复兴进程中有角色,有作为,不掉队,不迷失。2021施政报告及“北都都会区”是香港第一次正式走出“自治边疆”迷思,以超出香港的思维规划香港未来,以超出“两制”行政区划的战略眼光积极主动寻求融合发展。这是“一国两制”观念史上的一次革命。

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最大的“概念股”,一改香港社会沿袭许多年的“自治边疆”保守性观念,以面向内地的主动开放与融合发展作为指导原则。香港社会秘而不宣地奉行多年的“向北防御,向西方靠拢”的精神法则和行为模式,在修例风波中已充分暴露并完全破产,政治能量耗尽而不得不面对国家权力正当进场的严酷改革环境。反中乱港势力已经决定性出局,不仅无法进入立法会和其他权力架构,更无法在社会运动空间继续呼风唤雨,也不能在香港本地继续公然勾结外部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完全自治”式的政治游戏完全结束了。    

融合发展是香港未来的生机与希望,但需要正确而辩证地理解:其一,融合发展的首要内涵是“一国”对“两制”的正当整合,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与命运共同体架构的规范塑造;其二,融合发展是“一国两制”范畴全球化维度的增量发展,香港更好融入国家体系才能与国家共同走向21世纪的新全球化空间;其三,香港的最大生机与优势即在于作为西方全球化体系与中式全球化体系良性互动与和平发展的最佳平台,两边都是全球化因素,世界体系将更加公平和可持续,香港也将真正站立到21世纪全球化完整体系的黄金枢纽方位。而北部都会区将在香港经济地理空间重构、政治身份认同塑造、国家归属感确立及新的全球化观念的建构方面起到决定性的破局和引领作用。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

责任编辑:刘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