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环客语:从香港骚乱反思国民教育

来源: 紫荆网  作者: 吕英杰
中环客语:从香港骚乱反思国民教育

[导读]香港人补上“一国两制”教育这堂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势在必行。在“一国”的前提下,香港人作为中国人,必须热爱祖国,必须有爱国精神,必须有民族意识。因此未来数年,解决香港的国民教育问题,强化对香港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刻不容缓。

文/吕英杰

近两个月来,“黑色恐怖”在香港蔓延。香港的骚乱和暴力冲击活动不断升级,集会、罢工,攻击警察、围堵警署、瘫痪机场。部分激进暴力分子污损国徽、侮辱国旗、鼓吹“港独”,公然冒犯国家尊严,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造成香港骚乱的原因有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教育的缺失。前不久,在香港余振强纪念中学的天台,有八名青少年高举美国国旗,手持气枪奔跑呼叫,有人分析是“演练”街头冲击。香港13所大学及大专院校学生会发表联合声明,鼓动发起“无限期三罢”,在此次骚乱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香港大学生学联主席张倩盈竟然说:“每一次听到国歌我都会想呕。”这说明张倩盈这样的大学生没有任何国家概念,没有任何爱国情怀。有媒体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所谓“反修例运动”的参与者以年轻人为主,大多数都在20到30岁之间,大学学历、年轻人、中下阶层。在大型集会或游行中,中层阶级人数略多。而在“流动性集会”中,则下层阶级人数略多。这些在香港回归前后出生的一代人,为什么会这样?对他们的思想和世界观的形成,很有必要反思。

近日,香港多份报纸的头版头条刊登了部分香港市民的联署声明,呼吁广大香港市民声援五大诉求。这五大诉求之一就包括“督促家长、大中小学校长及老师尽力劝止学生参与违法活动”,再次说明了教育思想影响学生行为的重要性。

香港回归前没有国民教育。有香港作家曾在文学作品中称香港是“浮城”,即“有城籍无国籍的城市”。港英政府禁止学校谈论政治内容和从事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淡化香港公民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感,在中国历史教学中“厚古薄今”——只讲古代中国,基本不触碰近现代史。上世纪70年代,曾有一中学教师因带学生参观“中国近代史图片展”,港英教育当局甚至要以“带领学生参加政治活动”为由解雇该校校长。港英政府为学生进行“英国人的理想与习俗”的“基本教育”,向学生灌输殖民宗主国的意识形态,强调英国制度、文化的优越性,一些敏感性的历史事实,如鸦片战争等在教材中被规避。这种教育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时的许多青年学生国家意识淡薄、国民身份认同模糊。

香港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积极推动国民教育。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香港的国民教育在推广中总是阻力重重。香港学校近似于国民教育的是“通识教育”。曾有香港教育工作者指出:香港高中的“通识教育”有个人与人际关系、香港、中国、全球化等六个单元,考试时“香港”单元常常有很敏感的政治化问题,比如“七一大游行”“立法会拉布”,而“中国”单元则出题很少,且常是无关痛痒的问题。这就造成教课时“重香港而轻中国”,联想到“反国教”“占中”,就会给人一种印象:通识教育像是在做香港“街头运动”的政治培训。

2012年,香港国民教育中心向全港中小学派发《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育手册》。该手册当时在香港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议,有学生、教师和家长认为“德育及公民教育科”的设立会妨碍学生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反对该学科的设置,甚至上街游行,从而引发了“国民教育风波”。争执了一段时间后,时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宣布调整国民教育政策:香港不强制开展国民教育,政府决定修改有关国民教育科的政策。学校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开展德育以及国民教育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独立成科,还可以自行决定科目的方式以及时间。如此,“国民教育风波”才得以平息。

此次香港发生的暴力事件,甚至污损国徽、侮辱国旗,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香港教育确实出现了相当大的问题。有家长也觉得,是学校把孩子“教坏了”。也有香港警察表示,他早前负责处理两名被捕者的搜查证据工作,起初担心他们父母会袒护子女,但到访后的经历让他感触良多。当事警员称,学生的父母均支持警方执法,对押解孩子回家搜证表示理解,一位母亲更声泪俱下向警察道歉。还有一位任职导游的女士表示,她女儿读大学时已被“洗脑”,曾参与非法“占中”,暴乱两个月来,女儿日日行踪不明,早晚都不见人。该女士称,女儿以前不是这样的,非法“占中”那年女儿刚好在大学读书,加入学生会后,性格逐渐变得偏激。

然而,要解决香港的教育问题并非易事。

一是学校问题。香港的大多数中学是由宗教团体等“社会办学”,政府大都出钱资助。既然是“社会办学”,不同学校也各有各的立场。有的学校在有关“一国”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态度暧昧,甚至有个别学校已然沦为替“港独”培育后备力量的“沃土”。就拿八位学生打出美国旗的余振强纪念中学来说,学校仅作了“学生的行为不代表学校”的声明,但又称该校“没有任何政治立场”。这就难怪有香港传媒在报道中质疑:余振强中学沦为暴徒培训中心?

二是教师问题。一些老师打着民主、言论自由的旗号传播“港独”和暴力,通过“洗脑”让学生沦为西方势力利用的工具。在此次骚乱中,很多香港学校的老师甚至鼓动学生上街游行参与暴力冲突。戴健晖是香港真道书院助理校长,上世纪90年代毕业于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历史及通识科近20年。他竟然在社交平台上声称,“祝福”所有用过暴力的警察,如果有7岁以下的小朋友,他们活不过7岁;如果7岁或以上,他们20岁前会死于非命。戴健晖恶毒咒骂警察的言论令全社会震惊,全国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将其称为“教育界之耻”。像戴健晖这样的“教育界之耻”在香港学校中恐怕不止一人。

三是国民教育问题。香港过去所谓的公民教育,仅注重在不要丢垃圾、清洁香港这些方面,并没有清晰的爱国教育政策。中国近代史教育的缺失使得不少香港青年人对香港社会的了解,特别是对香港历史、对祖国历史的了解都比较欠缺,缺乏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在开放和民主的口号下,一些学校在教育中过多强调“两制”,少讲或不讲“一国”,在一直被认为是国民教育一部分的基本法宣传方面,政府或学校一直只强调香港有何得益,保持现状五十年不变等等,但却没有强调作为国民一分子所应有的责任。这样导致不少人特别是青少年“一国”概念模糊,扭曲理解“一国两制”。香港特区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认为,香港的教育确实出了问题。她表示,年轻人应该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精神与文化。香港回归祖国,不只是换个旗、改个名,港人要从心里去认同国家、民族,接受国民身份。

要解决上述三个问题非一日之功。为此,还需要在学校以外,通过各种形式教育宣传普及“一国两制”。国台办新闻发布会有媒体报道,在北京建立“一国两制”博物馆,就是很好的形式之一。目前,虽然也有香港和澳门的博物馆提到了两地回归的历史,但只是将回归作为当地历史的一部分,所占比重不大。北京建立的“一国两制”博物馆,将以“一国两制”为主题,通过图片、实物、视频等,全面系统地介绍香港、澳门的回归,展示“一国两制”在港澳的成功实践,使“一国两制”得到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更多的人知道、了解、认同、接受。将以博物馆为中心,建立“一国两制”文化创意园,打造集港澳台产品展示窗、港澳台文化长廊等为一体的新型文化旅游区。可以预计,博物馆建成后,将准确生动地宣传和传播“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有助于培养和壮大爱国爱港力量,对香港澳门的稳定繁荣,以及对祖国的和平统一,发挥独特的作用。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香港人补上“一国两制”教育这堂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势在必行。在“一国”的前提下,香港人作为中国人,必须热爱祖国,必须有爱国精神,必须有民族意识。因此未来数年,解决香港的国民教育问题,强化对香港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刻不容缓。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包括香港学子在内的青年一代一定会在爱国主义教育的砥砺下,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的伟大荣光。

(作者为香港紫荆网执行总编辑)

责任编辑:杨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