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法治思维和方法 纪检监察办案避免四个误区

来源: 紫荆网  作者: 张广怀 徐卫民
运用法治思维和方法 纪检监察办案避免四个误区

[导读]在办理纪检监察办理案件的过程中,证据是进行纪检监察办理案件的依据,不全面、客观的收集、审查与运用证据,整个纪检监察办理案件将无法顺利进行。

文/张广怀 徐卫民

纪检监察办理案件要以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为理念,对证据合法、及时、客观公正、深入细致的收集尤为重要。实质上,整个纪检监察办理案件理过程就是一个收集、审查和运用证据认定违纪违法事实的过程。在这个“证据流程”中,存在一些认识误区需予澄清,否则将会影响案件的正确处理。

误区一:被调查人供述(陈述)是“证据之王”

所谓被调查人供述(陈述)是指被调查人就有关案件的情况向侦查人员所作的供述(陈述),通常称为口供。

有的侦查人员认为,被调查人供述(陈述)是“证据之王”,是最有价值和证明力最强的证据,故而纪检监察办理案件中千方百计获取“口供”。不可否认,经查证属实的被调查人供述(陈述),能够详细、具体地反映案件事实的背景、动机、目的和案件事实发生的时间、地点、情节、手段、结果等,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但由于被调查人与处理结果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其供述可能存在虚假成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因此,纪检监察办理案件如同司法机关办理一样,纪检监察办理案件实践中,要破除“获取口供就万世大吉”的错误认识,防止过分偏重和依赖被调查人供述(陈述),而应该在对书证、物证、电子数据、视听资料、证人证言等相应证据的收集下功夫,注意将被调查人供述(陈述)与其他证据对照,看其是否合情合理,是否属实。

误区二:被调查人翻供、辩解就是“态度不老实”

所谓翻供是指被调查人在纪检监察办理案件中推翻其之前所作的供述(陈述);辩解是指纪检监察办理案件实践中,被调查人翻供时有发生,有的部分翻供,有的全部翻供。在完整闭合的证据链条面前,那些企图逃避法律追究的翻供、辩解终究会露出破绽。但不能一概认为翻供、辩解是被调查人拒不认罪,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有的是为了逃避追究或避重就轻将以前真的供述翻成假的,有的是因为记忆错误、收到压力而违心承认或编造虚假供述应付侦查等。应坚持事实求是,区分不同情况,避免“先入为主”地将被调查人翻供、辩解当作“态度不老实”,以避免有效信息。

误区三:侦查人员的职责仅限于收集有罪证据

纪检监察办理案实践中,一些侦查人员认为,侦查人员的职责仅限于收集证明被调查人有违纪违法、违纪违法重的证据,至于收集证明被调查人无违纪违法、违纪违法轻的证据,则是被调查人或辩护人的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违纪违法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违纪违法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件情况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误区四:过分迷信鉴定意见

所谓鉴定意见是指纪检监察机关为了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指派或聘请具有这方面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进行鉴定后所作的书面意见。

在司法实践中,有些侦查人员过分迷信鉴定意见的证明效力,缺少对鉴定意见的甄别。对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运用应注意以下几点:审查鉴定人是否具有解决案件的专门性问题的知识与经验;审查提供鉴定的材料是否确实、充分;审查鉴定使用的设备是否完好,采用的方法是否科学;审查鉴定人进行鉴定时是否受到外界影响与干扰,有无徇私、受贿等故意作虚假鉴定的情况;审查鉴定意见和其他证据之间是否能相互印证。

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85条规定了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的情形,包括:①鉴定机构不具备法定资质,或者鉴定事项超出该鉴定机构业务范围、技术条件的;②鉴定人不具备法定资质,不具有相关专业技术或者职称的;③送检材料、样本来源不明,或者因污染不具备鉴定条件的;④鉴定对象与送检材料、样本不一致的;⑤鉴定程序违反规定的;⑥鉴定过程和方法不符合相关专业的规范要求的;⑦鉴定文书缺少签名、盖章的;⑧鉴定意见与案件待证事实没有关联的;⑨违反有关规定的其他情形。

在办理纪检监察办理案件的过程中,证据是进行纪检监察办理案件的依据,不全面、客观的收集、审查与运用证据,整个纪检监察办理案件将无法顺利进行。

(作者单位:河南省上蔡县监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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